1993年是中国社会不太平静的一年，至于怎样的不平静，独狼也不清楚，好像是邓小平南巡，紧接着就是全面开放。对关中道上的农家小院来说，除了经济体制转变初期带来的物价上涨、通货膨胀之外，好像也并为感觉到什麽。

1993年的春天，气候就香港开放的祖国一样，倍感温暖。春天来的比较早，房檐上的积雪滴溜滴溜着上年积攒下来的冰雪。就在这个春天，独狼挨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打，不是别人，是父亲。

事情的起因很简单，因为抽烟。不仅是因为自己抽，还有让兄弟抽、让朋友抽，让全村30多个孩子一块抽，并且是钻在地道里抽。但更重要的原因是，独狼让父亲伤心了。

简单的事情发生在简单的岁月里，那时候的农村，钱还不宽裕，一般人也就抽个金丝猴（俗称宽版、窄版，宽版四毛，窄版四毛五），而独狼有点不识相，硬是把当时自家商店最好的过滤嘴烟整了一条。牌子是钟楼，澄城产的，一块一毛钱一盒，一条十一块。

烟偷出去，后面的孩子就多了。都想成为男子汉，都想过把瘾。索性就拣了一个罐头盒子，灌上煤油，挫上一把棉花絮做引子，点着了在黑暗的地道里游走。黑黑的浓烟像一条特有的乌龙伴着浓烈的火光，犹如深夜里幽冥的灵火引诱着一群稚嫩的田鼠一样，穿越着刻满岁月的空洞。

地道不知道是什麼时候建成的，虽然有点小，但是集聚了《冀中地道战》中地道的大部分特征，什么“鹞子翻身”、“竖道横穴”、“小地道套大地道”等等，最宽的地方可以行车，最窄的地方却要趴着匍匐而过。因为又很多地方已经塌陷，而且又有着阴森的传说，所以，废弃的地道是我们当时能找到的最安全的地方。

我们在火光的照耀下，顺利地走着。遇到一个可能是留作茅厕或者储物的大洞穴，就点上一根蜡烛，把罐头盒子的火息掉（节油），然后掏出揣在怀里的“钟楼”，一人一根，相互争抢，也相互看谁的抽烟技术高。

小孩子抽烟的毕竟是很少的， 大部分（包括我在内）都是吸进去吐出来，但也有更为早熟的大点的孩子，一口烟进去从鼻子里面喷出来，或者躺在洞壁上、仰着头、吐烟圈。这些“技术”在当时是很先进的，起码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眼里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。这时，能做得了这些事的人就是我们眼里的英雄，他们在羡慕的眼光和吹嘘的叫声中登上了“英雄”的宝座，又是给我们传授“绝招”，又是更加“创新”地演示着新的“手艺”。

说实话，烟这东西只要不吸进肺里，就不能算作是坏东西，可是一旦要是进了肺里，那里面的道道就多了。在没有丝毫准备的情况下，深深地一口从喉咙里下去，顿时咳嗽不断，眼前星光乱窜，血液似乎一下子就冲上了脑袋，晕晕乎乎、飘飘欲仙，甚是奇妙。当然也有“不经烟力”之人，顺墙就倒，引来众“兄弟“嘲笑。

不知愁了多久，反正我怀里揣着的烟是一根接一根、一包又一包地少下去。最后有几个孩子抽到呕吐不止我们才停止。要离开地道，总得把这些“残兵败将”带上，咳嗽的、呕吐的到也罢了，晕倒睡着的，有经验者建议脱裤“尿”醒，遂众人围而泄，自然有人爽来有人怒。那时方才明白电视上的郭靖、七怪武林人士为何要用尿堵嘴解毒。

罐头盒子的火又重新燃起，一行吸饱了烟“勇者”继续前行。忽然，地道的一块较为潮湿的地方飞出一只鸟，把火光凑近一看，原来是密密麻麻一群蝙蝠。方才的“英雄”们总是要在关键的时候战士英雄的作为，有人提议抓蝙蝠。蝙蝠这个东西在夜里倒是长得奇丑无比，黑黑的身子，老鼠的脑袋。我们撑着胆子跟在后面，特别是刚才“烟力不济”的人更是想找一个挽回面子的办法。最后，每个人手里抓两三只蝙蝠一起出洞。

初春的阳光暖暖的照在脸上，还没有绿色的田野黄茫茫一片。出了洞就要回家了，但蝙蝠还在手上。听说蝙蝠白天见不得阳光，我想起课本上说蝙蝠有“雷达”系统，靠声波寻找方向。遂提议要验证这个说法，孩子们好奇心高涨，大悦。

我们寻思着怎么样验证蝙蝠的超声波，终于，一个大树成了我们的实验材料。每个人拿两只蝙蝠，在离树不到一米的地方把蝙蝠往树干上仍，如果蝙蝠真的有超声波，自然会在很短的时间躲避树干。这次照例还是英雄们先上，结果，他们手里的每个蝙蝠都在脱手的一瞬间，轻巧地绕开树干飞走了。后面的人顿时激动，他们把“验证”上升到“看谁能让蝙蝠撞到树”。一只只蝙蝠都没有让他们如愿，所有的蝙蝠走飞走了。

最后剩下一只蝙蝠，我们想着不能就这样轻易地放弃机会。书上说“蝙蝠不靠眼睛”，我们不相信，把一个小孩的烂裤子撕下来， 把蝙蝠的眼睛蒙上，再想树干上扔去。谁知就这只蝙蝠撞到了树上，但也挣扎了几下，飞走了。顿时，我们想发现了一个大秘密一样，欢呼。当时觉得，书上写的不完全对，简直就是狗屁。

现在想想，蝙蝠的眼睛是能看见的，只是它们主要依靠耳朵发出来的声波回声定位来辨别方向。况且当时那只蝙蝠，估计是头上蒙眼睛的布子太重，扔出去的速度快、离树干距离短，蝙蝠不能有效地控制飞行而撞上去的。

烟抽完了，实验也做了，回家是最好的选择。

晚上，父亲上班回来，坐在商店里。我走过院子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有个人向父亲告状，说我们偷着烟去抽。这个狗日的，比我们高一个年级，没抽上烟到学会告黑状。

后面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。很晚的时候，父亲送走了来串门的朋友，一个人坐在奶奶的房间（那年奶奶到甘肃酒泉小叔的部队去过春节，当时还没有回来），铁青着脸。我和弟弟成了“审讯”的对象，弟弟还小，我就成了主要“嫌疑犯”。一顿耳光让我一晚上晕晕乎乎。

第二天早上，父亲要上班走的时候，来到我们的房间假装穿袜子，不是用眼睛瞟一下我们。

后来，听母亲说，那天晚上父亲在打完我们之后哭了。现在想，父亲可能是伤心。从一年级到二年级的每个学期，我的学习都很好，尽管很调皮，不做作业，爱惹事，但父亲都没有骂过我。二年级的时候，全镇统考前十名，去镇上领奖的时候，父亲自豪的脸笑了一天，用自行车把我推到镇上颁奖的大礼堂，又把我推回来。二十里的路上，父亲可能在想他的儿子是多么的给他争气，是在村里让所有同龄的父母都羡慕的。唯独那年没有给父亲那回来“三好学生”的奖状，再加上抽烟、父亲可能是伤心了。打我们，是因为我们不再那样让他自豪，哭，可能是希望我能继续找回原来的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