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2年，独狼上小学二年级。

1992年的前半年的每个星期二下午，独狼要去给爷爷的坟上烧纸，后来，这些成了独狼心里尊重父辈和行孝的雏形，一种刻骨铭心的形式。

爷爷的去世，给这个家带来了许多的悲痛和哀思。

爷爷是一个伟人，独狼一直这样认为。他的伟大之处是在于他的糊涂，当然这些也有好多是后来才知道的。爷爷是一个大智人，他的聪明智慧是不显示在外面的，而且更多的是与世无争，心淡如水。他喜欢喝酒，只有喝醉了就以后就能找到自己，就知道自己是谁。他也骂人，骂人的时候毫不避讳甲乙丙丁。他好事也好客，难得农村里没有烟抽的老头子们总是来串门。

小姑说独狼在很多方面传承了爷爷的传统，否则也不会这么顺利地走到今天。谁知道呢？如果说《尘埃落定》中二少爷的傻都被人看成是最大的智慧，那么独狼应该还不算聪明，好多话和好多事情还是需要喝了酒才敢说出来的!

那年暑假，是独狼二年级读完的时候，尽管那学期又一次拿回了“三好学生”的奖状，但并没有使独狼有任何的激动，唯一有的，就是那个每次都一样的文具盒和几支笔。

七月的太阳，炙烤在藏满光膀子的土崖上，地里的活计是无法下种的。在农村，在那个年代，农民的劳力是不值钱的。每年到这个能把人烤死的季节，村里重要组织全村的人去修农田（也叫水保），在寸草不生的田野里划出几百亩的地方，按照全村人头，分下去。每人至少有几十方土工活。

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参加“水保”了，十几岁的时候，放学回来，一个人钻在高崖下挖洞（农村叫放斜或者放崖，就是把高崖脚下的土挖空，凭重力或者叫势能将大块的土方滑落下来，依次节省人力，加快速度），只顾着埋头干活，没有注意头上面的裂开的重土，一下子被埋了进去。胳膊骨折绑上石膏，休息了好长时间。

1992年的“水保”，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用架子车一点一点地推着。爷爷、奶奶、小叔还有小姑的户口都在家里，当然所有的活都落在了父亲和母亲的肩膀上。父亲还在电石厂上班，虽然说厂子效益不怎么样，但只要车间的设备还在转，他只要还是那个管生产的经理，就不能不加班加点了。

那天，独狼放下从学校领回的成绩单和奖状，就去村南的东洼里找父母。经过一片核桃林，大大的核桃叶子遮挡着火辣辣的阳光，蒸发起来的湿气笼罩着山林，知了不停地聒噪着，叫得人直心烦。山野上的树林子在阳光的炙烤下争相散发着湿气，父亲光着黝黑的脊梁挥动着铁锹，背上的汗被阳光晒得油光发亮、顺着裤子湿了大半条腿。母亲把着车辕，弓着腰，吃力地尽量使架子车靠土堆近一点。

旷野上的热实在令人难以忍受。我把期末考试的成绩说给父亲听，父亲停住了手里的活计，接过母亲递来的毛巾，绕着脸擦了把汗，对我笑了笑。仅此而已。

父亲是高兴的，但是他从来不给我们表露出来。这些年，一直如此，直到我参加了工作，父亲才开始笑起来。他对我们充满了期望，期望的根源在于他始终觉得这片黄土并非是好地方。他虽然有时候仇恨这个地方，但更多的是希望所有的人能好起来，包括我们兄弟两个。能考上大学走出去的，就好好走出去魂个人样；不能走出去的，种地也要种出了汉子。

那一年的“水保”，对父母来说，可能是最普通不过的事情，因为他们始终觉得自己就是农民，也就只是个农民。而对我，触动很大。诺大的家族走到今天这样，所有的活计让给“掌柜”的，如果说所有的家族成员能公正对待和看待倒罢了，问题恰恰在于父亲这个“掌柜”只是掌着自己的钱柜。爷爷奶奶的耕地在家里，小姑、小叔的耕地在家里，谁都会看到这些土地所收获的粮食，但没有人看到因为这些土地每年增加到这两个人身上的杂役和课税。没有人会主动地把挣回来的钱给过这个“掌柜”的，都回去过了自己的小日子。家里免除个红白喜事、逢节纳税，可就偏轮到“掌柜”的说话。说话的结果只有一个，拿出自己的钱为大家“了事”。

现在想来，父母的无言并不是代表他们都很傻，他们在默默地做着他们认为对的事情，他们不希望这个家族在村里太不起头，害怕别人路过爷爷的坟地，留下风言笑语。

这是一种责任，这更是一种孝道。